一怒之下，影视行业抱团抵制。

4月23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500多名艺人以及70多家影视传媒单位、行业协会、视频网站发布联合声明，抵制短视频侵权行为。这已经是影视行业对短视频侵权的第二次“开炮”，早在4月9日就已发起过第一波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中倡议：即日起清理未经授权的切条、搬运、速看和合辑等影视作品内容；倡导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提升版权意识，即日起严格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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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事已经出圈闹大了，还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4月25日，中宣部版权局发话：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表演、传播他人影视、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切实加强版权制度建设，完善版权投诉处理机制。

按理说，短视频平台上的侵权视频一找一个准，为何不直接维权，需要整个行业发声明这般兴师动众？

如果仅仅是对准个人或公司剪辑账号下手的话，简直就是做无用功。毕竟这类剪辑账号数不胜数，即便是找准头部账号下手，也是九牛一毛。

更何况，打官司耗时耗力耗钱，而那些视频剪辑账号就算今天被投诉被维权，明天重新换个马甲，继续侵权继续剪辑。

所以，针对剪辑视频的维权，一般都是从短视频平台下手，但短视频平台更是个硬啃的骨头，因为涉及“避风港原则”。

所谓“避风港原则”，就是短视频平台对用户上传的剪辑视频、二次创作并不承担责任，只有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却仍拒不下架时才承担侵权责任。这样一来，影视公司对短视频平台也束手无策。

影视行业苦短视频侵权久矣，维权却如此艰难。

这也就算了，更气人的是，侵权方和被侵权方的强大反差。

短视频平台是明目张胆的侵权方，却步步高升，迎来春天。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6月，短视频以人均单日110分钟的使用时长超越了即时通信。

而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影视公司，却正处于寒冬，尚未从去年的疫情困境中爬出来。而优爱腾、芒果TV等视频网站花巨额购买版权，如今还苦苦挣扎在避免亏损的路上。

比如，爱奇艺在2017—2020年的四年间合计亏损超300亿元，如今的股价仅为15.465美元，较发行价跌去15%，目前爱奇艺的市值仅为快手的1/12。

这强烈的落差，任谁都不甘心。于是，影视行业高举维权大旗，为自己呐喊。那么，这样的维权背后，究竟有哪些利益之争？影视业的抱团维权有可能成功吗？下面来看看大头的分析。

联合声明的本质，是影视公司和视频网站联合起来对付短视频平台。

影视公司并没有拿到短视频平台的费用，而长视频网站花钱从影视公司买了版权，又被短视频平台分走流量，面临付费会员的流失，必然是积极参与抵制。

至于艺人，则是听影视公司和视频网站的话的。

倡议书里说道：“我们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和短视频平台以及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共同探讨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授权方案。

所谓授权，就是利益，即给予版权，并收取费用。

一直以来，短视频的版权分为电视版权、新媒体版权、音像出版物版权。相当于今后新媒体版权中要分出长视频、中短视频版权，虽然目前还没有这样被区分，但今后可能是趋势。

但我预估，制定短视频的版权制度很难。通常一部影视剧就是一个完整的版权，而一个短视频时长仅5分钟，如果按照5分钟一段，就要几千上万个版权。

那么，5分钟的版权该如何认定价值、进行定价？再者，个人创作者想必无力承担也没有动力承担版权费，大概率会让短视频平台像优爱腾那样向影视公司购买版权，但抖音快手一定不愿意花那么多钱。

所以，个人认为，短视频要获取版权这件事还比较难落实。

这份《联合声明》的背后，短视频侵权行为确实对影视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于优爱腾等长视频网站而言，会对其本来不理想的盈利模式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打击。

同时，影视剧被剪辑后，大量内容被忽略，一些商业元素如植入广告也会被删除，一些次要演员也可能因为此类剪辑类短视频的“无意”忽略，而失去曝光的机会。

此外，对于艺人来说，表面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短视频，都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曝光量。短期内，视频网站的收益损失不会直接对艺人的收入带来影响，但剪辑行为长期得不到遏制，就类似于当年的盗版影片对港片市场最终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一般，终究会让内地正在上升阶段的影视剧遭遇营收垂直下滑的冰河期。

此外，部分鬼畜化的剪辑类视频，也会对艺人的职业生涯和人设塑造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可能正向，如朱时茂靠“老许”而热力上升，也可能是负向的。

另一方面，短视频作为碎片化内容，确实较容易获得用户的喜爱。

从这个角度，影视界和短视频UP主之间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只是要有选择地进行授权和用户引导。如新上影视剧，可进行花絮上的首选，增加影视剧的影响力，引导用户选择长视频观看，相当于预告片模式。

对于老剧，则可授权部分UP主进行剪短，通过主干剧情露出或精彩桥段的展现，让经典影视剧有再次翻红和被点映的机会。此处考虑的是长尾状态下的“意外”收益。

此外，考虑到鬼畜视频在影视剧宣发和老剧翻红上的“奇效”，也可有意识地进行片段授权和内容联合推送。

短视频维权存在很多难题，我建议以重点短视频批量诉讼为突破口，同时辅以行政/刑事维权的模式，来推进维权。

根据热度从平台享有独家著作权的短视频中筛选出几百部（如500部），将其作为监测重点，收集相关权属证据，并围绕着这些短视频展开重点维权。

从诉讼效果看，批量诉讼的优势在于数量多，叠加起来赔偿金额会是一个很高的数额，从而具有了影响商业竞争态势的可能。

同时，为了解决被告的“避风港”抗辩，建议在取证前先发送下架函，附上独家短视频清单，逼迫对手要么大量下架侵权短视频，要么面临着批量诉讼败诉和其他风险。

除了著作权侵权之诉外，还可以结合侵权行为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限的侵权素材，同时启动行政投诉、刑事诉讼或应用市场投诉等维权方式，弥补民事诉讼周期长、见效慢等缺陷，以实现维权目的。

例如，同一批侵权短视频，在完成取证后，可以先进行应用市场投诉或者行政投诉，然后用作诉讼，以最大化利用维权素材。在短视频行业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行政投诉在效果上不但可以使得被投诉平台批量下架被投诉内容，而且被投诉平台还需依照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整改，更好履行“先授权，后使用”的版权规范。

对于专门在不同平台之间“搬运”他人短视频、借此牟利的个人或者团队，可以考虑通过刑事手段进行维权。

“搬运”“养号”等行业黑产猖獗，这类账号动辄上传几千甚至上万条短视频，并借此牟利，基本满足了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刑事打击不仅能一次性解决多个账号批量、长期侵权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宣传来达到敲山震虎、威慑黑产从业者之目的，最终实现遏制盗版。

最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短视频维权难题的解决也需要社会、政府、企业的多方合力。如果《联合声明》各方不能说动政府主管机关介入推动短视频平台加强治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影视剧切条剪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