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货膨涨就像狼来的一样，老说要来却不来，现在终于要来了，而且来势汹汹。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今年4月跃上4.2%之后，已连续五个月盘踞在5%以上，逼得联准会（Fed）主席鲍尔不得不改口，承认物价上涨恐非短暂现象。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CPI还算稳定，但领先CPI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在9月却暴升至10.7%，创下新高。类似现象同样发生在日本，PPI已超过10%；德国更是夸张，9月PPI飙升至14.2%，创50年来最大涨幅。PPI领先于CPI，普遍在主要经济大国出现创纪录的飙涨，预示着这一波大范围的通膨才刚开始，且强度超过想像。

同样令人关注的是经济走缓。中国刚公布第3季国内生产GDP年增长4.9%，不如市场普遍预期的5%以上。一般认为，房地产活动走弱和能耗双控（限电限产）是经济下行主要压力。美国方面，由于通膨超过预期，联准会可能提早宣布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额度的量化宽松（QE）措施，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从此由扩张转向紧缩，对经济自然构成下行压力。

如果物价持续上涨，经济持续下行，那么久违的通货膨胀将有极大概率重返世界。在当代人的记忆当中，上一次也是第一次的滞胀发生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产生的主要背景是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

当时经济理论中最为人信服、用来解读失业与通膨之间不会同时出现的“菲利普曲线”理论，到了1970年代末滞胀出现之后，因难以解释滞胀而备受质疑。原来滞胀的出现与极少出现的总供给曲线左移有关，当时总供给曲线之所以向左移动是油价持续大幅上涨的结果，所以是一种罕见的供给面现象。

主要发生于美国的严重滞胀终于在1980年代因两个形势出现缓和，一是当年联准会主席伏克尔的紧缩货币政策，拉住了总需求曲线的右移；二是当时里根总统以自由化、市场化为核心理念的供给面经济政策，通过提高效率与刺激积极性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这一套理论与经验无疑在40年后的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就当前全球大范围来势汹汹的滞胀危机观察。“胀”的现象很容易解释，主要是从2008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持续且极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宽松货币在过去十几年未导致严重通膨，是因为超大规模流动性未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以房屋及金融商品为主的资产市场。房屋等资产市场就像巨大海绵一样吸住了海量流动性，但毕竟吸收能力有其极限，到达极限之后，房市开始出现萎缩，流动性就被倒挤出来流向商品市场，导致通膨。另一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的发展及生产链的断裂，以及货柜、运输成本的问题，当然对推动物价膨胀有其作用，但并非主要。

至于“滞”的现象亦可从总供给曲线角度观察，逆全球化、美中贸易战、生产链断裂、煤价大涨导致的限电限产、能耗双控及持久未退的全球疫情，都对全球的生产活动造成重大打击。需求面造成的能源及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再反映在物价上；同时，供给面的断裂（比如汽车芯片）则会通过产业关联反映在生产的停滞上，相互拉动，均会导致总供给曲线左移，这就类似一个完美风暴的形成。

形势会如何发展下去，有待观察，最令人关注的恐怕是各国为应对危机相继采取紧缩政策后可能引爆的金融危机。就目前而言，各国之中，中国情况相对令人放心。中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也采取了大宽松政策，但自2013年之后就开始调整了，问题没有西方那样严重；其次，中国已早一步针对问题产业如房地产下手，虽对短期增长造成冲击，却也降低了引爆金融危机的风险。